康德是启蒙时代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康德的启蒙思想。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重新理解了康德的启蒙思想。
康德在自然哲学领域的角色和贡献
康德的星云学说尽管是他早期的理论，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仅在会见威尔科克斯时提到了这一学说，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谈论。例如，1964年他在讨论认识论时曾说：“关于太阳和地球的形成，至今还没有人能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1969年，他在与李四光探讨太阳系起源时表示，他对苏联施密特的“俘获学说”不太相信，反而觉得康德的星云学说“更有道理”。此外，他在与穆萨·特拉奥雷谈到拉普拉斯时也提到了康德的星云学说。毛泽东之所以对康德的星云学说如此感兴趣并高度评价，主要有原因。
康德的学说刚传到中国时，展现出了几个明显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产生的作用
涉及毛泽东晚年所思考的诸多议题
毛泽东晚年多次提到康德的星云学说，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他对物质的构成、宇宙的起源等根本问题有浓厚兴趣，想探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哲学和科学的终极问题。其次，这也与他过去的学习经历和思想历程有关。此外，恩格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辩证法需要借助自然科学来证明其正确性，这或许也是毛泽东星云学说的一个背景。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强调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他认为星云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不仅是科学理论，还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他借此强调事物生灭交替、变化永恒的规律，反对革命胜利后无冲突或共产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观点，主张以“不断革命”和“变易”的思维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思想和实践问题。
康德在知识论领域的贡献
对康德认为人类无法完全认识世界本质的观点进行反驳。
第三点与新中国成立后对抗帝国主义思想渗透的斗争有关。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50年代中期，批判西方哲学中的不可知论主要针对康德，因为康德的不可知论被视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两大阵营对抗时用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进行思想毒害”的隐蔽工具，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康德的不可知论荒谬地宣称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从而削弱了工人的阶级意识，阻碍他们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推动革命。因此，当时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主要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到了60年代，康德哲学被看作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批判的焦点不仅在于“从政治上揭露其阶级本质及其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反动作用”，还在于强调康德先验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性，以此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和实践性本质。
总的来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青年毛泽东主要吸收了康德认识论中关于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批判性思想，作为他探索救国道路的理论基础，并对康德认识论的局限性和唯心主义性质进行了初步反思。当毛泽东将马列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后，他不仅从认识论与辩证法统一的角度揭示了认识的运动规律，还从认识论与逻辑学一致的角度强调了实践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作用，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性发展。这一理论成果成为他彻底批判康德不可知论的有力武器。可以说，毛泽东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他深入批判康德不可知论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源泉。
康德辩证法的特点及其影响分析
康德在探索认知规律时展现出的辩证思维，将辩证法与认识论紧密结合，形成了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对康德不可知论的解读和思考，必然会深入到其辩证法思想的核心，这一点在毛泽东的研究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1964年与威尔科克斯的对话中，毛泽东尽管指出了康德未能准确把握范畴内部矛盾及范畴间对立统一关系的问题，但他仍然高度评价了康德的范畴表在辩证法史上的贡献。毛泽东认为，康德提出的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这表明他对康德辩证法的理解相当深刻。康德的范畴表，尤其是其“三分法”，被视为辩证法的早期形态，其重要贡献在于重新确立了辩证法作为最高思维形式的地位。如果说康德的自然观为打破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提供了第一个突破口，那么他对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探索则为进一步突破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打开了第二道口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世纪60年代国内理论界对康德哲学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认识论和先验论上，且多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面进行批判，但像毛泽东这样正面评价康德辩证法的情况并不多见。此外，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两次批评虽然相隔27年，但其核心观点一致，都指向了康德的消极辩证法，即虽然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却最终陷入“世界不可知”的结论。在与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中，毛泽东也重点批评了康德关于“事物本质不可知”的观点。
四、康德在政治哲学领域的贡献
毛泽东首次接触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晚年对康德的政治哲学提出了批判。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毛泽东对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他与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的一次谈话中，这种批评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毛泽东晚年多次讨论永久和平的话题，以及他将施密特的外交政策称为“康德式”的理想主义，并坚信战争不可避免来看，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政治哲学是有一定认识的。毛泽东通过评价施密特提出的以共同防御条约为核心、旨在与莫斯科及其盟友建立友好甚至合作关系的对苏战略，表达了他对康德政治哲学的基本看法：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追求永久和平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认为，只有所有国家都实行共和制，和平才有可能实现。但现实中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想要达到永久和平，就必须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这种剧烈变革往往会带来专制、非法和暴力，让人们对永久和平的美好幻想逐渐破灭。根据康德提出的和平条约原则，如果条约中暗藏引发未来战争的隐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和平条约。上世纪70年代苏联一边高喊缓和，一边大肆扩军，这种做法破坏了国家间互信的基础。康德虽然追求永久和平，但他也承认战争在实现和平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大自然通过战争和持续备战，最终会促成各民族的大联盟。更重要的是，康德认识到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始终存在：各国都有征服他国的欲望，为防御而进行的军备竞赛，有时比战争本身更令人窒息。他明白永久和平只是一种道德理想，所谓通过欧洲势力均衡实现的持久和平，不过是虚幻的想象。正如阿伦特所说，如果因为这种道德理想而失去客观判断，就会像那些参与公共事务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天真。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你是个康德主义者，但理想主义并不见得是好事。”
康德对战争的看法和追求永久和平的方式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借鉴了霍布斯的观点，认为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并将战争的根源归结为人性的邪恶或狂热。同时，康德认为永久和平的实现依赖于理性支撑的道德政治观，这种观念形成了一种“政治伦理”。在他看来，避免战争的关键在于“道德的政治家”的善意，即各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放弃对战争的无限追求。虽然毛泽东也向往永久和平，并强调“不仅要追求暂时的和平，更要追求永久的和平”，但在实现方式上，他与康德存在显著差异。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现代战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或帝国主义国家将人划分为阶级并建立国家的结果，而非人性的善恶问题。此外，他认为战争的动力源于国家利益冲突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外化，而非政治家的道德问题。因此，要实现永久和平，不能仅仅依赖人性或道德命令，而必须通过消灭国家和阶级来实现。
毛泽东批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主要是为了提醒施密特不要被美苏，尤其是苏联所宣扬的“长久和平”或“一代人的和平”口号所迷惑。他认为，真正的和平应该建立在欧洲团结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从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来看，虽然“永恒的和平共处”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但通过努力，实现相对和暂时的和平是可能的。这既体现了毛泽东辩证法中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思想，也是他运用“相对中有绝对”的辩证思维，对国际政治中具体矛盾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
总结一下：康德这位哲学家确实不简单，堪称一位思想巨匠。
先不说这些年学术界在讨论理解马克思时是应该“回到黑格尔”还是“回到康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确实存在重视黑格尔而轻视康德的现象。不过，比起斯大林和日里诺夫斯基完全否定康德哲学的态度，或者与20世纪60年代国内对康德哲学批判时那种“严厉批评后直接否定”的做法相比，毛泽东对康德哲学的评价要客观和理性得多。在回顾他与康德哲学长达50多年的接触后，毛泽东给出的总体评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二是对康德哲学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公正评判。尽管康德哲学有其时代局限和内在矛盾，但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层关联。在会见威尔科克斯讨论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时，毛泽东不仅将康德视为黑格尔的老师，还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产生”。他认为，如果不批判性地理解康德哲学，就很难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进而难以全面把握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也难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不过，毛泽东提到康德的目的不仅仅是“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能割裂它与西方哲学史的联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毛泽东更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和改造”，而非“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启发和补充”。尽管毛泽东曾批判过康德的唯心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旧唯物主义相比，康德哲学承认了人的能动性，尽管这种承认是“抽象地发展”的。康德虽然认为人的理性有限，但与之前的哲学相比，他明确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强调了人的意志和能动性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高度重视意志和理想信仰在社会革命和改造中的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作用，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线索。
毛泽东在探索哲学的道路上，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心物二元论，为年轻的毛泽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帮助他整合各种思想，进行自我反思。这些理论不仅是毛泽东进行哲学和伦理革命的基础，也是他启蒙民众、推动社会变革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康德的主体哲学和星云学说，以及其中蕴含的自然观和进化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一方面以康德哲学为参照，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另一方面，利用康德哲学中的矛盾，如消极辩证法和不可知论，作为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从青年时期的信仰，到延安时期的批判，再到晚年的综合评价，毛泽东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运用，充分显示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把握，这些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毛泽东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想法和做法，早在他接触并理解西方哲学，包括康德哲学时，就已经初步显现。最初，在梁启超和杨昌济的影响下，他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哲学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来解释和融合康德的学说，试图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然而，毛泽东后来对这一理念提出了批评。通过对袁世凯、康有为和孙中山治国之道的反思，他转向了“双重改造”的融合方式，即结合改造后的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寻找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尽管青年毛泽东试图通过融合中西哲学来救国的尝试未能成功，但这些经验为他后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特别是从新时代我们理解习近平关于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既要基于本国实际，又要开放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批判性地吸收和升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分。毛泽东在中西融合方面的实践智慧，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围绕中国问题，批判性地吸收和改造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西方学说，汲取中外古今的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和方法，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学习和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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